大師

　　我第一次親眼見到Pierre Bourdieu是在一間書店的地下室(…)。當踏入這熟悉的書店，通過階梯，走進了我未曾留意過的地下室，猶如發現「自己的」百寶箱的底部還有個暗層，下方藏滿了寶物。那裡四處都是椅子，幾乎滿座。我得坐在第一排的空位。自此，我眼裡再也容不下其他面孔了，我甚至不知道台上是否有其他的合作夥伴，還是只有Bourdieu一個人。總之，他確實在那，我無從否認：一個年輕、英俊的男人(直到最後他都保有他美好的容貌，如同他過世後隔日的《世界報》上看到的照片，那般俊美)。他隨時微笑，令人感到舒服，身材有一點像橄欖球選手那般的健壯，笑容像是一個親切的老友；他說話力求發音標準但沒有南方人的裝模作樣，同時有很好的音韻。我曾想像他是個年邁的、打著領帶穿著正經以顯示自己身分的大學教授模樣。也許，我跟我身旁的那些人一樣，都真的被他吸引住了。 

 Nathalie Heinich « Pourquoi Bourdieu »

一‧ 

　　早晨地鐵，趕赴巴士底站前十點約。一月四日，天冷微霧，長假後的慵懶氣息未散。咖啡廳裡三兩客人還吃著早餐，廣場上人行來往沒有太匆忙的意味。 

　　相約的教授約莫五十歲，白髮，兩頰削瘦，碧藍眼睛。握手寒暄(Bonjour！)，坐定，書包裡拿出書本與紙筆，各點一杯濃縮咖啡。他是我預定要尋找的共同指導人，將與我指導老師一同合作指引我完成博士論文。每當這種時候都有不真實的感受。至今仍然無法揣測老師們的心情，為何他們願意花時間見我，聽我不流利的法文。指導像我這樣的學生，是連我自己都覺得麻煩的事，況且我在學術上還沒有任何成績可以使他們相信我。總是有種歉疚感在那。唯一可安心的是，到了談論學術或是寫起論文時，我往往可以比平常更進入狀況，越過了許多語言障礙。沒有表現不佳的問題，因為我表現可以比平常好，所以問題在平時。 

　　相談甚歡，我想研究的，與他有興趣的部分相合，也有意跟我老師合作。聊了兩個小時，結束前，在準備遞上共同指導申請單給他時，他突然問道： 

　　 「為什麼會想來法國呢？」 

　　這問題我回答許多次。起初我很制式的向他解釋台灣學界的狀況，而我為何要選擇這裡，此外也從自己的研究興趣切入，說明研讀社會學史在法國的好處為何。這些答案很正常，很「正確」，像是一個非常理性、有目標的年輕研究生該講的話。似乎一開始就非常確定路線，沒有意外，沒有晃蕩。但不是的。講完那一大串之後，我看著他藍眼，彷彿還等我說些什麼。第一回，我直接當面說出那個理由： 

　　 「不過一開始，是因為Pierre Bourdieu。」 

 二‧ 

　　一月二十日晚上陪妻看記錄片，盧森堡公園旁三個廳的小電影院。主題是翻譯者，受訪的是各個語系的希伯來文的翻譯，讓他們在自己的書房裡，講述當初為何進入這一行，為何選擇希伯來文，而翻譯又是怎樣的工作。影片後有辯論會，我們留了下來。應該說是為了這場辯論會才留下來的。主講人是Hélène Cixous，說是辯論，其實是聽她分析電影，一旁的導演畢恭畢敬的。Cixous的頭髮極短利落，說起話來中氣十足，看不出已經七十多歲了。她注意的細節不一樣，譬如講話時翻譯家的手，她說：「影片裡每個翻譯家的手都在說話。」或是提到影片的窗，她說，翻譯，如同窗的裡外。 

　　回程，走出地鐵站，夜晚沁涼，寂靜空氣裡只有電車行駛過的隆隆聲。妻對我說：「真難想像Cixous在我們眼前。」接著問：

　　「你在巴黎看過幾位大師了？」 

　　算了算，八個，以自己的定義來看。有一位是我修課的老師邀請來共同講課，四位是在簽書會上，兩位是我直接訪談。還有一位，就是我自己老師。 

　　妻子想想，說：「也是，你自己的老師就是。」 

　　這陣子剛好每周四老師在法蘭西學院有課，我按時出席。那裡有種神聖的氣息。聽眾裡許多長者，也瞥見一些漢學家(譬如馬克‧卡林諾夫斯基)，後頭有攝影機記錄，每回課後，網站上都可以看到影音檔。 

　　 到二月結束前，是老師特別忙的時間，下課後也總有人排隊等著問她問題，與她交談。同日，二十號的上午，課後我將共同指導人的申請書遞給她。我原本要介紹一點共同指導人R. Lardinois先生的資料給她，她只簡單地說：

　　「我知道他。」 

　　後頭一堆人等著，我讓出了位，跟老師說下周見。 

 三‧ 

　　面對大師的矛盾一直都在，既想親近，又在接近時感到敬畏。用人類學裡的瑪納(Mana) 概念解釋的話，就是這種人擁有一種特殊的力量，會讓人想要靠近而因此使自身的狀態也得到提升，一方面也戒慎恐懼怕這般的力量傷害到自己。許多的儀式也是為了這個，為了得到神聖力量又不避免被其傷害的辦法。 

　　我習慣在見那些人之前，努力讓自己冷靜，多預想狀況以免出糗。甚至去年某回要訪問一位年屆九旬的漢學大師前過於緊張，還在麵包店買個泡芙，找個公園坐下吃完才前去(吃甜食能讓我神經安定)。 

　　去年十二月我見了某一個Bourdieu的學生，繼承他研究中心的G. Sapiro女士。其實兩年多前我就連絡過她，但她認為我提出的碩士論文研究計畫太普通，希望我再努力一下。我想她是忘了我了。兩年過後，看了我的計畫，她倒是很乾脆地答應要見我，也說如果我覺得沒問題，可以指導我的論文，當指導老師或共同指導人都可。碰上這個機會，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冷靜下來。聽取她的建議，再考慮一下。後來就與Lardinois見面，下定決心跟著他。 

　　若說為了完成這研究，才需要去找Bourdieu以前的同事或學生來指導論文，不如說是一開始我就預定想要從事他晚年投入的社會科學史的社會學歷史研究，才一路走到現在。換句話說，並不是走著走著終於與他碰了頭，應該是一開始我就朝著那方向前去。 

四‧ 

　　Lardinois先生聽了我的答案，淡淡一笑，說：「我懂。」 

　　接著他說，即使Bourdieu是他的老師與同事，他並不是Bourdieu社會學的捍衛者或守護者(「但Sapiro女士是」，他說，「有些名字別在她面前提」)。他對我說，他的禁忌就是不要有禁忌，所有的都可以去讀，去找到你想要的，你需要的就好。包括攻擊他的人，也希望我去讀讀。 

　　他說：「我過去很多作品是Bourdieu主義的，包括我目前最重要的一本書。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是了。這就是我們這一行。」 

　　我們相視而笑，回了他：

　　「我想我懂了。」 

　　儘管我還想知道許多，關於他自己親自見證的Bourdieu其人其行，但話題止在這裡。 就算是他的學生或朋友，也為必是最瞭解或最遵從他學生的人。即使我真的親自跟隨著他們，路還是自己走的。世界上曾經有一個這樣的社會學家就夠了。 

　　再見，親愛的Bourdi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