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亞拉特，卡夫卡的法國馬或法蘭西騎士

在美因茲遇見卡夫卡

        多年以後，亞歷山大‧維亞拉特(Alexandre Vialatte)仍然記得那個下雪的早晨。

        彼時他住在美因茲城(Mainz)已數載。透過讓‧浦朗(Jean Paulhan)的介紹，他持續為《萊茵河畔》雜誌撰稿，將「在萊茵河那邊」的種種轉譯給法國，一如他長期座落之處，德法文化的交界，文化交換與混合變種的模糊地帶。他讀書、翻譯，固定供稿給雜誌，一面思索自己的寫作。連日的雪積滿了屋頂，太厚重的，就隨著屋頂的斜坡滑下，告別屋瓦，摔落一地，發出聲響伴他入眠。

        某個冬日，門鈴突然響起，如同巨響，震醒了整個屋子。維亞拉特放下蓋在身上的毛毯，前去開門。一個男人在他眼前，留著卑斯麥式的大鬍子，身上沾滿了雪片。

        「像棵聖誕樹一樣。」他既幽默又認真地想。

        因為他的遲疑，眼前的男人遂正經地說：「先生您好，我是郵差。」為了怕這外國人聽不懂，他重覆一次，說完後自己爽朗的笑了。

        「聖誕樹」說話樣子對他而言充滿喜感。可是他並沒有笑。他假裝意會，默默地接下「聖誕樹」遞上的包裹，簽收，禮貌道別。回過身來，壁爐的火燒得正旺，門關上後，雪氣一下消散。如夢乍醒。他將包裹放在桌上，方才的記憶已經模糊，模糊的如此深刻，彷彿永遠抹不去了。他走到壁爐旁烤火，等指尖暖，慢慢拆開包裹。

        一本書。書名《城堡》。他沒有多想地翻開書頁。這是維亞拉特第一次閱讀這位陌生的捷克作家，卡夫卡。

翻譯卡夫卡

        一九四七年，當巴侯(Jean-Louis Barrault)將《審判》搬上舞台前夕，維亞拉特憶起二十多年前的那天。這不僅是關於卡夫卡的回憶，重要的是整個回憶的方式，尋回的細節，都已經卡夫卡化了。

        「夢境自河面升起，我因之停駐。夢境知道許多的事，除了它們來自何方。」維亞拉特想起當年在萊茵河畔的小屋同時想起卡夫卡的這句話；那天落在美茵茲的雪，與K抵達村莊所見的雪景重疊(「K抵達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厚厚的雪覆蓋了整個村子。」)；而郵差，對日後追憶的他而言，自然就是土地測量員了：多麼平凡又奇妙的職業。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讀《城堡》，然後世界不再相同：「空氣與光線軌跡更動；難以捕捉的變形；邏輯不再是原來那個；有片毛玻璃將我與事物隔絕開來。」

        於是，一九二七年，維亞拉特在《新法蘭西評論》發表他所翻譯的《變形記》(同年翻譯《城堡》章節若干於《萊茵河畔雜誌》)，卡夫卡首度出現在法國；一九三三年《審判》與〈地洞〉；一九三八年《城堡》；一九四六年《美國》；一九四八年《在流放地》；一九五零《中國城牆》；一九五六年《給米蓮娜的信》。多虧了浦朗與紀德等友人，維亞拉特翻譯的卡夫卡得以在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幾乎可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出版社了)持續面世。翻譯跨度長達三十年。

        可以想見，在法國推行這位當時默默無聞的捷克作家，初期並不順利。維亞拉特很清楚的記得，當他展開工作計劃後，正值納粹興起，有段時間卡夫卡的作品在德語世界被查禁，得靠他的法語譯本傳遞香火。不遺餘力，在法國把卡夫卡「重新生出來」。

        「卡夫卡是神，只是沒人認識他，於是我成為他的先知」，維亞拉特說。是以，他是帶著傳教般的心情教人認識卡夫卡的。然後，大戰發生，世界從噩夢驚醒，或是頓悟身在未能醒的夢魘裡。時代風向一轉，卡夫卡「被發現」，甚至「被需要」。從歐洲蔓延到美洲，群起去理解這不被理解的作家，為寒鴉添加外衣。

        在法國，四零年代初，卡缪於〈卡夫卡作品當中的希望與荒謬〉一文(後收錄於《薛西佛斯神話》)，以「荒謬」指辨其作品。存在主義在法國獨領風騷之際，除了忽略其差異地將沙特與卡缪以「荒謬」概念牢綁在一塊(即使卡缪花了許多時間否認)，也順勢地，將卡夫卡與其嗜讀的齊克果，一併被供上列祖列宗的位置。巴侯將卡夫卡作品改編成戲劇也歸此潮流。

        (對於此，維亞拉特說：「我並不意外。」)

        或許還與其他「外國作家」有那麼點不同，也或許在法國的脈絡有些特別，當法國人開始對卡夫卡感到好奇時，欲瞭解之，卻發現維亞拉特已經默默地將他諸多重要作品都翻譯成法文了。一切都在那，等待你翻閱。不用等到發現他的價值後，才花費大量心思轉譯。卡夫卡，像只是個等待被發現的法國作家一樣。

卡夫卡情節

        維亞拉特不可能不喜歡卡夫卡。然而他說：「我一直冀望不要認識他，他之於我永遠是神秘的。」為什麼？「切莫觸摸偶像，否則黏上指尖金粉無可甩脫。」他以福婁拜的話告戒自己。

        告白：

        「卡夫卡對我來說不是個客觀存在的主體。一直以來我熟稔他，翻譯他，我喜歡他，我捍衛他，我經營著他，我作為他的先知，一直以來我與他攪和在一起(然而這麼長的連帶之中，不可能沒有口角與爭執的)....一直以來，我是他的法國馬，其它時候充當他的騎士，偶爾也是他的影子、藤蔓與雜草，一直以來我拒絕認識他....一直以來我禁止自己評斷他，因為身為一位『家屬』沒有資格當證人，長久下來他成為像我童年回憶那樣，那麼鮮明、無法評斷、無法討論.....我一直試著讓他沉默，像童年回憶一樣靜....他是水中水，無法分離。」

        豈不矛盾？既為先知，既為座騎時兼騎士，如何能同時拒絕理解卡夫卡？如何能夠向眾人介紹一位你不願認識的人？

        他說謊，當然非常可能。問題衍生：為什麼說謊？為什麼他有資格說謊？

        原因無他，這段表述已清楚展露，維亞拉特的「卡夫卡焦慮」不在於他是譯者，亦非詮釋者，而是根柢的，在於他是個創作者。

        一個作家面對另一個作家。「卡夫卡不讓我平靜」，維亞拉特說，「像〈地洞〉中那個地鼠，他鼻子緊貼著我。」；「我肩負著他卡夫卡過河，而他故意戲耍我，一下重到我無法承擔，一下又變輕到我感覺不到。」

        自我的搏鬥，卡夫卡是最難纏的對手，維亞拉特挑上的對手，他選擇怎樣的擂台，決定怎樣的策略殺出血路。

        虛構之力如此強大，唯有虛構足以對付，維亞拉特想必深知這點，因而說謊。

        所以他說：「我有意錯誤詮釋卡夫卡。」

        「長久以來，我誤解卡夫卡，這對我而言是必要的。」

        在遇見卡夫卡的那一刻起，維亞拉特的寫作之路就註定滿是荊棘。無論理解或誤解，他的寫作無可迴避，永遠同時是卡夫卡讀者。維亞拉特的為難在於，追求自己書寫的原創性，是以在每刻的書寫活動中，殺死他鍾愛的作者為代價。

        然而他不願意。一次又一次的，他宣稱：「我不想認識卡夫卡。」他希望卡夫卡一直是神秘的，一如他們初次相遇。或許他得當猶大(背叛耶穌)，或是彼得(三次不認耶穌)。或是自我放逐，或等待他復活。

        我們當然不會知道，只因那是一位作者真正私密所在。

維亞拉特的卡夫卡與自己的創作 

        「城堡有神秘與超驗的東西在，它像在一切的時間與空間以外」。

        一九二七年，《城堡》以遺著之姿現世隔年，維亞拉特於《萊茵河畔》雜誌第一次向法國讀者介紹卡夫卡。他終究不願狹義的解釋他，譬如反諷官僚體制。論《審判》：「有什麼東西回應我們的欲望。這並非單純的回應。所有想澄清這回應的嘗試都是徒然....沒有保證，不確定。一切擱淺。不過，可能性也這樣一直存在。」很久以後，當維亞拉特的大部份作品也成了遺稿，另一位來自捷克的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其《被背叛的遺囑》中，以卡夫卡的正確詮釋者姿態面對法國讀者，將維亞拉特與其它評論者綁在一塊，說他解釋K.有罪是因為他取消婚約的緣故。這回，即便維亞拉特被大多數人遺忘了，依然很快有人出來平反：維亞拉特從不把卡夫卡的情節作為寓言，不去談論那些故事的背後指涉，對他來說，毋寧說是預言，神諭。

        維亞拉特反覆說道《城堡》裡的某場景(出現在第三章)：一日，在芙麗達的指引下，K透過鑰匙孔窺看到城堡高官克利姆正在辦公桌後抽煙。但這重大插曲於事無補，K對於城堡仍不得其門而入。不過，維亞拉特在此看到通往自己的作品的美學鑰匙：「假如卡夫卡的作品奇怪，那是深植於根本的。他用屬於他的特殊角度去看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並使之成為我們認不得的樣子。」他為這孔窺場景創造出名詞：沾水筆尖般的微小回憶(可以想見，他的個人理解中添入另一個他鍾愛的作家：普魯斯特)。他的卡夫卡，正是使用這微小器具，改變了讀者整個視野，像有片毛玻璃蓋在眼前，現實同時熟悉又遙遠。進入了使我們思考失效的外星邏輯，一切無法認識。維亞拉特不「除魅」，不去讓卡夫卡的作品成為可理解的，可(日常)邏輯解釋的，若他真有詮釋的任務，也是保護他的神秘，甚至推向更遠。

        「放手於不屬於我的東西多麼折磨」，維亞拉特對友人說。不論他成功闢出自己的原創性與否，卡夫卡本身沒有扼殺他的寫作，他的第一本長篇幾乎與第一篇卡夫卡翻譯同時出版。他生前只出版三本作品，過世後整理出的小說卻有十多本。

        僅供參考：

        一九四二年的《忠誠的貝傑》(Le fidèle Berger)。造橋工人貝傑參與戰爭被俘，苦難之中記憶混亂。求生的意志與現實折磨使他產生幻覺。他記得戰爭發生前要幫好友普朗聶守護重要秘密，一個他已經想不起來的秘密。在禁閉之中，他信守諾言，逐漸瘋狂：他聽到妻女被虐的呼喊，只因逼問那個秘密。他試圖自殺，但被解救，經過了醫院調養，恢復的他回到村莊，遇見了他以為已遭遇不幸的普朗聶。忠誠的貝傑，發現普朗聶不記得有什麼秘密，就算有，也早就不重要了。

        一九五一年的《剛果的水果》(Les fruits du Congo)。費德里克與村莊的少年朋友組成小團體，創造關於河洲的神話，以及幫他們的同齡夥伴、一位叫朵拉女孩編造故事。他們的編織的神話當中，有位叫帕那多角色，作為所有邪惡的各種變體。後來，殖民戰爭發生，四散之中，費德里克失去朵拉的消息，她也未出現在他們曾相約的水車那。後來發現，朵拉被殺了，被一位因進入殖民軍隊而發瘋的律師無來由的刺殺。所有的童年伙伴，都在帕那多的各種面貌中，一一成為命運犧牲者。最終，費德里克成為迷失於夢境的老人。

        可以這麼說，維亞拉特的小說，都感覺得到卡夫卡的存在。有時為了驅趕，他會特意仿效(pastiche)，像普魯斯特，會透過刻意模仿他喜歡的作家，來洗除他鍾愛作者在他無意識中留下的、讓他會不自主仿效的力量。卡夫卡甚至滲入人物裡，譬如《忠誠的貝傑》的主人翁，看到行刑的場面，不禁想「像條狗」這台詞，換句話說，小說的人物已經是卡夫卡的讀者了(出自《審判》的最終場面)。何嘗不是一種策略？要讓自己寫的人物不跟卡夫卡一樣，就讓他們成為卡夫卡的讀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維亞拉特小說的世界裡的所有人，都在一種「已被卡夫卡影響過」的情景下，面對他們的命運。

        寫作的維亞拉特，或許夢過，初遇卡夫卡時，作為背景的、流過門前的那條河。他夢著卡夫卡，或在卡夫卡的夢裡。「夢境自河面升起，我因之停駐。夢境知道許多的事，除了他們來自何方。」他將會躊躇，喃喃地對著不確定的方向回應：「夢境沒有源頭，它們預先存在，現實由此而出。」

        雪依然染白大地，直到空間與時間都失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