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關於翻譯
聽到孟祥森過世的消息。查了一下他的譯作,我曾讀過的有:卡謬《瘟疫》、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柯慈《屈辱》、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伏爾泰《憨地德》、紀德《偽幣製造者》等等。這些全在大學時期所讀,懷著對外國文學的饑渴感受下吞食的。當時沒有想過太多關於翻譯的問題,只是一口氣到底地讀。譯者,這個在作者與讀者間經常被當作透明的,或僅是單純的媒介般的角色,在那段大量閱讀期之後(現在英法文讀原文能力稍強後就不再依賴翻譯了),其中的幾位卻也隨著作者與作品,像不停巧遇而漸漸熟稔的故友般,停駐在我心中。譬如林文月、劉慕沙、李永幟、李三沖、梁永安、余阿勳等等。
首次親自接觸到譯者是大一,還是戲劇系學生的時候。那年戲劇系全部的大一新生,皆必須上彭鏡禧教授的英文課。那堂課其中之一的讀本是彭教授與夏燕生教授合譯的《好詩大家讀》(書林出版),講授過程中他只講英詩原文部分,一旁對照的中譯甚少提及,但藉由對照,聽著老師解釋英文,偷偷地地窺看他如何與為何如此譯。模糊的印象中,他曾說過,如果作者是將上帝、宇宙、人類心靈深處的幽微想法等無以名狀之事由他的語言形塑出來,那麼對譯者而言,他的作者就是那個神祕的意義源頭,他的工作就是用另外一個語言將作者的想法展現出來。記得他後來補充一句,我當不成作者,於是翻譯。網路上看了孟祥森的訪談記錄似乎也有類似的想法,不過動機稍稍不同,他覺得光是作者養不活自己,於是翻譯。
而第一次嘗試翻譯是大二時,我剛轉系成為了人類系學生。該系大一規定修上幾門其它相關學科,我選擇了社會學(沒想到我今年搖身一變為社會所的碩士生)。那門課的教授是瞿海源,我大學唯一真正親自接觸過的社會學家。社會科學是文學之外另一個騷亂我思想以至求知若渴的領域。某一次的課程,老師原來表定要上civil society,卻因為課程進度落後而簡單帶過。課堂之後我非常不滿,我以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名詞,足以衝擊我對這世界認識的概念。我回家後上老師的課程討論網提出我的看法,並把老師丟給我們的補充資料自己翻譯出來。這對於我來說是種修練般的意義,是我自己想求知,自己在課堂外主動地學習,也算彌補我大一不懂好好用功的愧疚。而老師的回應亦非常友善,他也自己花時間一句一句修改我的翻譯,並解釋我這樣翻為什麼不對或是學科內約定俗成的術語。還回來是滿滿的紅字訂正,以我當時的英文能力與社會學知識來說可以料想。然而這仍是很難得的經驗。
再來就是學法文之後了。這又是跟求知慾有關。我剛學了半年的法文,有一天在書店工作時收到了一箱蕭颯小姐拿來販賣的二手書。其中一部分是法文,猜想應是她留法時所購得的。那無疑開了我一道大門,畢竟一開始的學習動機就是留法,而一些經典的法文文本主動送上我面前,如Foucault 與Duras,我想當時老闆一定看我表情可笑,她說哪些你喜歡就先留著吧,這些書找到知己了。於是我抱了一疊我沒能力看懂的法文書回家。由於程度真的還不及能讀懂的地步,我先由較簡單的Magazine Littéraire短篇文章開始,挑篇感興趣的(我挑了一篇Foucault 談Marx的短文) 來讀。由於許多句子在單字全查完後還是不懂,我開始試著猜測語意,將句子簡單翻譯出來,再透過前後文的語意對照反覆修改。有趣的是,那一陣子我患了一種文字上的失語症,連簡短的流水帳日記都寫不出來,然而由翻譯工作的刺激之下,不斷組句挑字抓語意的練習後,不藥而癒。
往後隨手翻譯成了習慣。沒有翻不翻完的壓力,也沒有會不會出版的擔憂。許多我拿來練習的作品早有了中譯,譬如《如歌的中版》。手上有幾個作品是有心想翻出來的,譬如Marcel Fourier的Mauss與Durkheim傳記,各近一千頁的巨幅作品,或是Leiris與Bataille。也曾為了一本我指導老師的書跟台灣出版社連絡過,那本書是我老師Valade集合幾名作者,包括為Durkheim作傳的Fournier與知名社會學家Boudon,他們共同撰寫近二十年來法國對涂爾幹學派重新研究後的成果簡介。原本想以這本書打先鋒,反應好的話也許就有出版社有意願出版Fournier的涂爾幹傳,不過至今仍石沉大海。這倒不會令人沮喪。畢竟我很少認真去想出版與市場的事。所以才會去翻已有中譯的作品,才會想翻Leiris那本《L’Afrique Fantôme》或Bataille(唯一看過的中譯本,其出版社似乎已經倒掉),更不用說動輒千頁的學術作品,這些都會嚇壞出版社。現實的事我早已接受,在舊書店工作的經驗,看過某些書連特價二十都賣不出去的殘忍場面,深知這生態,於是也不必怨天尤人。近兩天看到pleiade解釋她的La rose est sans pourquoi之深意,心中頗能認同。做這種事真的純粹自己喜歡。
翻譯於我,就像是假扮作者,戴了張面具,用作者不曾使用過的語言假裝是作者來說話(即便是百分百的完美翻譯,那翻譯的語言還是作者不曾說過的),像個寂寞的遊戲,從頭到尾只有我一人,聲音卻如此多重,異質卻又巧妙協調地平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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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點了名,應該現身一下。
回覆刪除於我而言,翻譯事業意味著兩個意義:第一,自然是對文本的忠實理解。這點於要求字句精確的哲學而言,乃是理解的第一步。第二,則是再創造的可能。也就是說,這層翻譯不只是文字上的轉換,更是文化上、時空上的吸納與再生。
實際上的翻譯工作,我做過幾次,多是哲學文本,一來求理解,二來也想跟同行討論,這項工作我一直覺得有趣,而題材選擇上,也偏好對話。論文完成後,想把《Le Monde》過去出版的思想家訪談錄,好好翻譯一下,那應該很有趣。另外,也想像一下,一個國家的報紙,能支持思想家的訪談,持續二十多年,那是一種怎樣的文化大國以及思想盛宴吶。
謝謝pleiade的回應:)
回覆刪除首先先跟妳道歉,剛才發現把妳名字打錯,羞愧地想要切腹...
再來,對於妳的翻譯想法我是認同的,首先理解的確最重要。雖然在實踐上,也就是把譯文寫下時,傳達原意與再創造,於我而言,儘管理想上是前者重於後者,寫譯文的時候卻是同時且難以切割的。我總是在寫譯文時,時時提醒自己,這句話翻得不管再怎麼正確。都不是作者親自用這語言講過的話。
最後,我可以偷偷期待妳的譯文嗎(眼睛一亮)?
總之,先祝妳論文順利,我也準備要開學了呢。
你說期待的譯文是這個嗎? → 《Le Monde》過去出版的思想家訪談錄。
回覆刪除我已經譯了一篇出來了呀,放在部落格裡,標題就是《Paul Ricoeur 訪談錄》,在2008年5月裡。你可翻出來看,譯的恐有欠通順,還請多指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