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戰的論戰──沙特絕交信六十年後

(圖：1952年8月份，沙特主編的《現代》雜誌上，公開與卡謬絕交)

一‧

　　「我們的友誼得來不易，如今只能說遺憾。若您今日斬斷這友誼，無疑的，也該是時候了。許多事使我們相親，某些小事使我們相遠。然而，光這樣也已太超過了：至於友誼本身，也變得專制起來……。」

　　1952年8月，沙特將〈答阿爾貝‧卡謬〉刊載在他主編的《現代》雜誌上，一共二十頁的絕交信。當然，轟動一時。這無疑地決定了某些事，至少他們之間的友誼無法再挽回，倘若曾經有過的話。一向花許多時間回應他人評論或指責的卡謬，收到這份意想不到的「聲明」之後，陷入沉默。只有在他的手記裡，與極少數的密友那，透露了他的驚訝與打擊。要再過幾年，才以小說的迂迴──在《墮落》這短篇小說中，虛構一個角色及其自我懺悔剖白，來回應這突如其來，並將他放逐的集體攻訐。

　　於是，我們看不到卡謬如何回擊沙特，看不到兩位具有明星特質的文人或知識份子直接唇槍舌劍。雙方沉默作結。然而，檢視其前因後果，以及之後的影響，即使他倆沒有正面交鋒，我們仍得說，這是一場論戰。在往後的法國文人與知識份子回首時，不論提起或繞過，必然會意識到的論戰。

　　兩個例子。

　　其一，1964年，卡謬驟逝四載，定義「哲學的任務在於創造概念」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他曾是我的大師〉一文中，指出對於他的世代而言，能「給予我們新的刺激、創造新的藝術或文學技巧、找到符合我們面對的現代性的思考方式」的大師，除了沙特，沒有別人。接著，德勒茲草草帶過哲學家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後，筆鋒自然地掃到卡謬：「卡謬，唉，毋寧是個過度膨脹的衛道人士，他所謂的荒謬毋寧是二手的。」

　　其二，原籍保加利亞的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1996出版的《反抗的意義與無意義》當中﹝原是她1994-1995年間的課程講義﹞，經由對三位文人的分析──沙特、阿拉貢﹝Louis Aragon﹞、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一探「反抗」之意義時，亦免不去提起卡謬，即便只是一筆帶過：「我本來也可以、也應該跟你們談卡謬，他的《反抗者》與《異鄉人》帶出且激發了人道主義者的遺志以外，一種使人焦慮的異鄉感。」然而，她認為她選擇的三者，是更適合重返到當今的，給予新刺激的例子。

　　在將聚光燈打向沙特時，卡謬引人注目的面孔竟同時顯現。不管是明顯的貶抑或迂迴地繞過，皆或多或少有意識地，處理卡謬本身的「存在」引起的問題。尤其在將沙特樹立為二十世紀的大師、知識份子的典型人格之時，卡謬的面容無法忽視。因此，在德勒茲那，卡謬像是沙特旁的拙劣模仿品﹝而梅落龐帝是成功的沙特哲學產物﹞；在克里斯蒂娃那，卡謬的原創性並未被否定，但，對九零年代的她來說，卡謬，至少他所建構的「反抗」哲學，已經過時了。何況，她談起沙特的反抗，只從1964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開始，完全跳過沙特與卡謬因《反抗者》造成的不快，甚至跳過卡謬在世的時期了。

　　我們即將追究的這場讓卡謬與沙特公開決裂的論戰，正是卡謬出版的《反抗者》一書後。沙特的一擊將之打至谷底，他在信件指責卡謬的「墮落」：「卡謬，莫梭﹝Meursault，《異鄉人》的主人翁﹞到哪去了？薛西佛斯如今在何處呢？﹝…﹞或許被殺害了，或許被放逐了。」然後，我們看到，卡謬花費多年心力投入的「反抗」主題，在克里斯蒂娃眼中，比不上沙特值得重新檢視；在德勒茲那，卡謬的反抗不但不具意義，還是法國高中會考程度的東西。沙特手一指，將那努力把大石推上反抗之道的卡謬，一路頂回了荒謬、《異鄉人》與《薛西佛斯的神話》的階段，與存在主義牢牢綁在一起。誤會，並為此遭受攻擊。卡謬未曾自命存在主義，一輩子不斷否認，但終究徒勞。卡謬只有荒謬，只有《異鄉人》，只有存在主義。德勒茲口中卡謬拾人牙慧的荒謬，其反抗又不值一提。克里斯蒂娃也只能在處理異邦性的問題給卡謬位置﹝《我們自身的異鄉人》，1988﹞，而在反抗主題略過他。

　　在此，我們可以簡略地化約為兩種處理此問題方式：一是兩者並列，然後從他們的相似點出發，遇上他們的歧途後，接著討論卡謬如何被放逐出去。或不去處理，讓卡謬在存在主義底下，失去發聲的機會，當他作存在主義裡的一個產物，只是稍受讀者青睞、有明星氣質的簡單作者；否則就是一開始便把兩人對立，從卡謬的「荒謬時期」便把他與沙特及存在主義的差異指出。那麼，論戰馬上隨之而來：要沙特，還是卡謬？不，這該是先於兩種處理方式之前的問題。大膽的說，選擇第一種處理方式的，多半較認同沙特，或無意識地接受沙特一派們的說法：卡謬讀不懂哲學，是個右派，是個高中生程度在讀的哲學或文學作者。選擇後者的，往往為卡謬叫屈。

　　不論如何，綿延至今重覆同時差異的討論，亦成一再出現，眾多法國知識份子必須面對的，關於論戰的論戰。
時至今日，尚未止息。


二‧

　　卡謬與沙特一派之間的衝突可追溯到更早。1946年，卡謬正撰寫專欄〈不當受害者，也不當加害人〉。他的訴求在標題上一目瞭然，這與一意向蘇共靠攏的沙特立場是相左的。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原先是共產黨員，後來脫離，在其小說《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重現了史達林大清算時期的殘暴──其時也在巴黎。屬於沙特一派的梅洛龐帝在《現代》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瑜珈修行者與無產者〉影涉攻擊了柯斯勒。某天晚宴，卡謬遲到，一到會場，即走向梅洛龐帝興師問罪，質疑他攻擊柯斯勒的行逕，並遣責他為史達林辯護，合理化蘇聯那些審問。沙特則為梅洛龐帝說話。場面火爆，直到眾人攔住卡謬準備向前痛毆梅洛龐帝的拳頭。

　　這事件暗示著卡謬與沙的的相反立場，預告了往後了分裂。

　　我們直接來看1952年吧。《反抗者》出版，卡謬以「說不」，展現了一種姿態：「何謂反抗者？就是一位說『不』的人，但同時也是個說『是』的人，因為他一旦拒絕，行動就會堅持到底」。同時探討為什麼人們在二十世紀，一開始會以反抗之名，最後竟與罪惡共謀、造就了警察國家。他拒絕以世界進步之名合理化罪惡，尤其殺人。他提倡一種有尺度的反抗，而非絕對的自由。

　　沙特一派無法不對此書回應。沙特對著《現代》雜誌的成員們說：「不能一直這樣，沉默給他﹝卡謬﹞的傷害不見得比批評來得好。」於是分派此任務給旗下的讓松﹝Francis Jeanson﹞。他於雜誌上發表〈卡謬或反抗的靈魂〉，該文諷刺卡謬所談的「不暴力的、純粹個人的反抗」，只是遁入個人的、理想的、靜態的反抗，而迴避了參與歷史。結論裡，除了說這是本失敗的巨作外，也呼喚卡謬，找回他原先的風格──我們已經知道的，他們最喜愛的，所謂荒謬主題的卡謬。

　　下一期，沙特在《現代》刊載〈共產主義與和平〉，宣告向共產主義投誠。

　　再下一期，即我們一開始讀到的，《現代》刊載卡謬給雜誌的回信同時，沙特將自己那封絕交信一併公開，連同讓松給卡謬第二封信。這並不尋常。《卡謬傳》的權威作者洛特曼﹝Herbert R. Lotteman﹞注意到，沙特說他不想直接反對卡謬，但卡謬對讓松的批評使他無法忍受，何況卡謬致信以「給雜誌的負責人們」的方式表達，並不光明磊落。事實上，卡謬一向是這麼寫信的……。

　　不論是有意或是無意掀起的論戰，他們漸行漸遠早有端倪。僅管是因《反抗者》這本文論捲入了風暴，政治選擇使得他們兩者友誼破碎，討論該不該支持當年的史達林，孰是孰非，如今不免陷入後見之明。更迫切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卡謬說了「不」，而沙特說了「是」呢？

　　我們還是將這「歷史」拉到更早吧。循著沙特呼喊的「莫梭﹝我原來所欣賞的卡謬﹞在哪呢？」，去理解卡謬，與他們最根本的矛盾。

　　也許，沙特對於兩人之間的認識是錯的：他們真正相近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份才是相遠的。甚至，相反的。

　　如果卡謬真的是薛西佛斯，那麼，被沙特推下山，跌回荒謬的他，也還是會選擇同樣的路。卡謬不會如沙特所願，停留在那裡。因為，「荒謬」表面上是他們得以連結的原因，實際上，這反倒是兩者最根源的差異。
早在1938年，卡謬仍未到巴黎，也還沒出版《異鄉人》時，便對沙特的小說《嘔吐》發表過評論：「證實生命的荒謬性不能當作終點，而只是個起點。」荒謬之於沙特，是世界本身，是事實性，是單純偶然存在。除了人的意識，沒有其他意義。之於卡謬，則是起點，荒謬誕生於「人類的呼喚與世界毫無理由的沉默的相遇之時」，或「渴望的人類與令人失望的世界之間的離異」。離異，法文的divorce，一般意思是離婚。所以，在卡謬那裡，荒謬包含著一種情緒，以他選用的「divorce」來看，除了關係的斷裂，這同時是種情感，所謂愛的破碎，與愛的不可能。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卡謬面對荒謬主題，會先從「異鄉感」著手。

　　沙特像置身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之中，因此他的任務是去定義，去選擇。世界沒有道理，是單純的存在。然而人必須說「是」，主動選擇，將這責任化作自身，創造自己。因此，在1949年，經歷巴黎被德軍佔領時期的沙特說：「惡無所不在。但即使所有的選擇都是惡的，還是必須去選擇，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處在世界之中，沙特要去推動歷史、改造世界。

　　與之不同，卡謬沒有沙特的環境，沒有如沙特一樣有巴黎人的教養、上流文化的薰陶、最菁英的教育，對他來說，父早歿且家境貧窮、在阿爾及利亞長大，對於世界的知識與認識，從來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說，卡謬的「荒謬感」緣自疏離，緣自世界對他而言過於沉默過於遙遠而產生的「情感」。所以卡謬要做的是去追尋、詢問、探求，不是創造，不是自己給予定義。意識到荒謬的卡謬，不認為自己是自由的，而是像薛西佛斯，要去對抗，行為相同﹝推大石﹞，轉變的是內心。

　　沙特哲學引導他要創造一個體系，推動一個歷史進程。卡謬則是走向一場旅途──不是那麼浪漫的，更向是一場放逐，要尋找與世界重新結合的方法，所謂回歸之途。也就是說，卡謬並沒否定人有本質，以及世界有意義的可能，只是彼此之間無法彼此理解。這與沙特的存在主義的預設不同。

　　所以，沙特相信的是抽象的概念，因為除了人類創造的之外，一切都沒有意義。卡謬在乎的是活生生的，實在的人，這才是通往愛的唯一途徑，意義也要以生命經驗去追尋。因此卡謬在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說：「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會先保護我的母親。」這不是自私，我們應該理解到，對於卡謬，僅管相信意義，但不認為值得為了抽象的觀念去犧牲活生生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卡謬無法接受當時的史達林，而沙特可以。為什麼前者說不，後者說是。為什麼沙特還是寧願要荒謬時期卡謬。

　　卡謬所謂的荒謬感只是個人層次的，是起點。然後反抗，抱著荒謬一起啟程：「假如我們意識到虛無與無意義，假如我們發現世界是荒謬的，人類的條件是難以忍受的，那並不是終點，也不該停在那。除了自殺外，人類還有反抗的天性反應。」透過反抗，人類脫離了獨我的孤獨，從個人的痛苦感受，由反抗的意志與行動到達了集體──「我反抗，故我們在。」

　　無論如何，如前所述，反抗是卡謬必然會前進而達到的階段，而且他不會為了歷史﹝大寫的，對沙特而言更是歷史的進程﹞犧牲個人。

　　以沙特的眼光看卡謬，他會是個一開始展現天才的作家，與存在主義不謀而合，但後來提出過於天真的「反抗」哲學欲回應複雜的當代問題而失敗作終，自此將郎才盡。但認真去看卡謬，會知道他一開始便與存在主義不同，而即使他有意回應當代，他的「反抗」思索也不是為了解決當代問題﹝他的社會實踐最常是批判、譴責，也就是說不，而不是如沙特欲如超人般去解決什麼，或建立什麼﹞，卡謬在意的仍是個人如何與世界建立關係，擺脫孤獨的自身。換句話說，這本來就是他自身旅途﹝回歸﹞計劃。這不是成不成功的問題，思想體系完不完美的問題，只是某個階段而已。

　　對卡謬來說，處理反抗後，不管有了成功的《瘟疫》與飽受批評爾後被遺忘的《反抗者》，他都會繼續前進的。我們看到了《放逐與王國》、《墮落》，以及可惜未完成的《第一人》。艱難，但絕非他當時的批評者所說的，失去才華或江郎才盡的卡謬。

　　相反的，他一直在路上。


三‧

　　這場論戰經過了六十年，一長串的名字──布列東﹝André Breton，超現實主義發起者之一，在沙特之前就因《反抗者》與卡謬論戰﹞、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文學家與哲學家。在布列東與沙特批評卡謬時，兩度捍衛卡謬，並反對前兩者﹞、利柯﹝Paul Ricœur，哲學家，1952年便發表〈卡謬與反抗者〉討論該作，以及他與梅洛龐蒂的爭執點﹞、索雷爾斯﹝Philippe Sollers，文學家，亦是克里斯蒂娃的丈夫。1960年，卡謬逝世三個月後，在《原樣﹝Tel Quel﹞》雜誌創刊號發表獻給卡謬〈安魂曲〉，指出作為簡化觀念的道德家卡謬，與他文學美學是矛盾的﹞、侯傑‧葛雷涅﹝Roger Grenier，文學家，法蘭西文學獎終生成就獎得主。作為卡謬《戰鬥報》夥伴與故友，他在《卡謬：陽光與陰影》一書寫道：「卡謬的當代還沒能成熟地理解《反抗者》」並斬釘截鐵地說「卡謬是對的」﹞──直到今天，仍舊在法國人心中，佔有獨特的位置。

　　2012年1月4日，法國當代最暢銷且知名的哲學家米榭‧翁福雷﹝Michel Onfray﹞繼前一本討論佛洛依德與精神分析的「反哲學史」後﹝這使他與克里絲蒂娃，以及其他精神分析專家，很快有了辯論﹞，這回為卡謬翻案，再度引起爭議。他的觀點迅速在記者、讀者、評論者之間熱烈討論起來。英語系卡謬傳權威洛特曼與翁福雷一起上節目，法語系的權威托德﹝Olivier Todd﹞則在世界報上指責翁福雷翻舊帳，選擇性並誇大沙特對卡謬的恨意──托德私下與沙特交好，沙特晚年已承認支持共產主義的錯誤之處，也真心欣賞卡謬，──該讓沙特與卡謬停火。不用說，這樣的文章造成的效果是讓戰火綿延下去。短短數周，關於書討論已累積數十篇。

　　翁福雷認為，卡謬長期被誤解，即使是站在他這邊的人，也多少被沙特的說法影響。對於他來說，卡謬不是沒有原創性的思想家、只有高中哲學會考程度的作者。相反地，他是不折不扣的哲學家。卡謬的目標不在建立抽象的理論，而以真實的人身去探問。卡謬相信秩序與自由不是無法同時擁有的，翁福雷書名作《自由的秩序》指的就是卡謬哲學人生的追求。對他來說，卡謬在《反抗者》提倡的反抗的尺度，反倒是先知般的聲音，預告往後知識份子的角色。

　　翁福雷的目的是雙重的，把卡謬塑造成一位與沙特「完全相反」而有獨特路徑的哲學家，除了翻案、解開神話之外，也是以古喻今，點出當代法國知識圈的某群人，以及他自己的立場。換言之，以沙特─卡謬論戰的討論挑起新的論戰。

　　在接受為台灣讀者的專訪時，翁福雷非常坦率地點了兩位法國當代哲學家的名字：巴迪歐﹝Alain Badiou﹞與列維﹝Bernard-Henri Lévy﹞。不客氣地說他們是沙特一路的人：巴黎資產階級、菁英學校畢業，尤其，以信仰或觀念之名合理化暴行。

　　有趣的是，他點名的列維正是在2000年左右出版《沙特的世紀》的作者。他指出，烈維1991年出版《自由的冒險：知識份子的主體史》，在這本細數與點評法國知識份子各種樣貌時，列維同情的是卡謬﹝他認為卡謬「在正義與母親之間，我選擇母親」這流傳的話，卡謬本人沒有機會辯解，也未被正確理解﹞，而當然，對沙特不假辭色﹝甚至在與沙特一派的讓松對談時，直接質問1952年一事，讓松只能說：「我們《現代》的成員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我的第二篇文章本來不想寫，是沙特……」﹞。但列維卻在2000年紀念沙特逝世二十年時，為了譁眾取寵，把自己的立場完全調反，轉而為沙特辯解。

　　物以類聚，翁福雷這般評論選擇沙特的列維。然而，我們亦能發現翁福雷在書裡強調﹝強化﹞的卡謬特質，與他自身有幾分神似：外省出生，不是明星大學教育背景，所從事的思考皆是討論人如何能活得更好的人生哲學……還有，他自己一在強調的，不接受為了觀念而忽略生命的苦痛與喜樂。

　　沙特─卡謬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極好的思想試紙，如何對待卡謬與沙特得以顯見一個思想家的偏好與立場。這也是為什麼論戰與關於論戰的論戰延續至今。正在，進行式。


四‧

　　除去複雜的部分不談，翁福雷提出的一點能讓我們更理解此論戰。在他看來，卡謬《反抗者》的行動哲學，當代不被認同，但這種模式，反而比較接近他驟逝後的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方向。

　　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繼承人薩琵侯﹝Gisèle Sapiro﹞，在她的法國知識份子史的研究中﹝《作家的責任》，2011﹞，觀察到左拉「我控訴」後拉出的知識份子角色，由原先的反諷，成了正面意義，到了沙特之時膨漲到最大，化身為「事實與正義的大師」，所謂「無所不包的知識份子」。站在頂端的沙特象徵，被法國六零年代的結構主義群起而攻將之瓦解，取而代之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專門的知識份子」：不超出自己專業知識範圍，以他們特殊的角度提出問題與批判，不再將自己視作無所不能。

　　儘管思想差異甚大﹝不過，卡謬的反思也是從尼采出發的﹞，卡謬的確偏向後者。

　　又一次，推動歷史者的沙特與異鄉人的卡謬：沙特置身在那個時代，選擇接受了這個知識份子的角色，且將之推到最頂峰。而卡謬，他實踐的價值並不屬於他的時代，卻被以這樣的「至高的」知識份子標準所評判，被誤解，被審問及控訴。

　　然而，解開卡謬的魔咒是必要的，我們或許也該同時注意，莫把沙特綁死在他一意傾向史達林與共產主義的時期。情況總是複雜的，透過論戰，應該試圖將他們兩位鬆綁，以便看得更清楚。
最後，再次記起，應該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


　　(刊於《聯合文學》2012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