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面孔不時改變,且仍會改變。而觀察者眼光,對於中國的面孔的出現與存在,介入的影響也是不少。然而,如同陌生之人相遇,當兩個文明正面相對時,所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很少出錯。面孔的特徵將會細緻化、精確化、清晰化(偶爾反倒會模糊去),這些特徵必然會有熟悉化的過程,但第一眼整體印象的震撼仍會留著。
假如西方哲學家,將理性主義的哲思投射往中國遙遠的形象,第一張呈現給這些西方人的,乃是士大夫的面孔。一個奇特怪異的社會:那裡竟然缺乏西方當代社會的基本組成元素,譬如教會與貴族階層!那裡一切井然有序,國家無所不能,政府機構運作無礙,皆有賴他們「哲學家」以優越地位進行的管理。誠然,正是「文人─公職人員」無所不包的管理,使得中國在第一批觀察者的眼裡,是個極有辨別性的特色,足以將之視作一個自成一格的世界。
從最早的接觸以來,對於「文人─公職人員」其條件、歷史,及官場制度的存在與本質的研究未曾中斷過。僅偶爾極為意識到,大多時則無意識到,漢學局限地研究中國語言、文學、哲學與藝術,其實這些研究客體,只是為某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及士大夫)掌控的東西,而實際上它們不只是這樣。
不過,人只能理解他們認識到的,尤其是只對觸動到他們自身的東西感興趣。所以也不必訝異,1900年,生活在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沙腕(Édouard Chavannes),會沒有注意到司馬遷絕望的吶喊。在那知名的遺書(按:〈報任安書〉)中,司馬遷疾呼他的屈辱,專制如何折磨人民,以及解釋他為何不自殺而在專制底下忍辱苟活。假使沙腕當初是再晚半個世紀再翻譯此文,這封信透露的訊息一定馬上讓沙腕這偉大漢學家激奮不已。這表示,直至最近(按:Balazs此文寫作其間約1959年),我們才對中國某些長久存在的面向較為敏感。這不代表我想談「永恆不變的中國」,畢竟這是愚蠢的陳腔濫調,低俗的品味。
那麼到底想談的是什麼呢?我想是官僚制度的中國(la Chine bureaucratique)裡,長久不變的面向,這些只有在二十世紀,前工業與遲到的亞洲社會,與工業化高度發展的西方社會,皆面臨相同的時勢潮流的條件下,才變得可以理解。並在深沉裡,同為極權、國家集權主義、官僚制度這些潮流擔憂裡,使得我們成為一體的世界,享有相同節奏,我們因此更能理解中國的歷史經過。
─ 白樂日(Étienne Balazs), 《天朝的官僚制度(La Bureaucraitie Céleste)》, Paris: Gallimard, 1968: 33-34
白樂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原籍匈牙利,早年為接受Otto Franke指導,而Otto Franke為知名社會學家Max Weber學生,因此韋伯學派的思想甚早根植於他心中。後來到法國師從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ro,沙腕的核心弟子之一)。主張對中國歷史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展開長期研究,與法國歷史界的年鑑學派交好(可視作其中一員),在合作上負責中國這塊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史。他主持的宋史計畫便是這理念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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